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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富豪們已經數次主動要求政府對他們增稅，從巴菲特的公開信到頂級富豪們聯名給美國總統的公開信，都請求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豪增稅。
最近，由超過200名美國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翁組成的“愛國百萬富翁協會”，再次在他們協會的網站上發表公開信，請求政府向他們增稅。公開信中表示：“我們以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誠實市民的身份向您寫信，希望總統先生能夠將國家利益放到政治之前，為了國家財政的健康發展和美國民眾的利益，要求總統增加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的稅收。”
此外，在“愛國百萬富翁協會”網站頁面的顯眼處，有一個紅色長方形框內寫著：給我們增稅，我們負擔得起。
“愛國百萬富翁協會”網站負責人瑞秋·沃爾稱，該協會是一個不分政黨的松散組織。參加該組織的人，都是年收入在百萬美元以上者……他們愿意多向國家繳稅。
美國富人緣何頻頻主動向政府要求增稅？在這封公開信中，富豪們說，“正是國家塑造了我們的成功。現在我們想要做的是為國家經濟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讓這個體系更強勁，這樣更多的人才有機會通過它變得和我們一樣成功。”
美國研究學者、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白玉廣說：“這是社會、文化、制度、法律、信仰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美國富豪的這種行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但同時也有大量非資本主義的因素在遏制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富豪的責任感正是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的。”
犧牲自己保護社會利益？
北京晨報：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富人屢次主動要求增稅，您認為是什么原因？
白玉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法律制度層面的，在文化建設上，美國人有比較好的參與社會的傳統，富豪們尤其如此。在立法及制度層面，也有一系列的規則使得富翁們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此外，在小布什政府時代，美國富豪們在稅收政策上獲利較多也是原因之一。
北京晨報：是否是美國富豪在犧牲自己的利益來保護社會的利益呢？
白玉廣：也不能完全這么說，如果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兩極分化等情況，或者中產階級對社會的脫離感增強，最終對富豪是不利的，對于美國富豪來說，他們的財富來自于社會，保證社會秩序的良好，對他們本身也是有利的。如果原有的社會狀況改變，良性發展情況不再，那么他們的財富也必然受到損害。
美國富豪們屢次要求向自己征稅的行為，被解讀為美國富豪更有社會責任感，那么，這種社會責任感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長期以來，美國富豪的行為似乎總是和正面的價值有關，捐贈、慈善、增稅……而相對的，有些英國富豪卻在想方設法地避稅，而有的法國富翁則為避稅掀起“移民潮”，盡管不是所有的美國富豪都主張向自己增稅，但其中堅人群屢次大規模的增稅主張，也顯示了美國富豪們的不同。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美國富人的這種“特立獨行”，是天然如此，還是其他原因？
對此，美國研究學者、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白玉廣說：“美國富人階層的誕生，確實有特殊之處，和舊時代的富豪階層不同，和其他國家的富豪也不同，但這并非是全部的原因，社會文化的熏陶，法律制度的約束同樣作用不小。”
美國富豪有啥不同
北京晨報：在社會責任方面，英、法等國的富豪和美國富豪似乎有截然不同的傾向，美國富豪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嗎？
白玉廣：美國富豪的誕生確實有它的特殊之處，和傳統舊時代的富豪不同，和其他國家的富豪也有不同，美國富豪的誕生更加草根一點，也就是說，很多直到今天仍舊赫赫有名的財富集團，他們最初都是從草根階層一步步起來的，他們崛起之初，美國的社會空間還非常大，有廣闊的資源，可以說，他們是和美國社會一起慢慢發展的。這是他們和別的國家的富豪不同的地方，比如英國、日本等。還有要說的一點就是，美國當時有比較濃厚的重商傳統，各種商業規范比較嚴密，這也有一定的關系。
北京晨報：這和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有什么關系？
白玉廣：正因為他們是和美國社會一起發展的，他們的利益也就是來自于美國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如果一旦這種局面被打破，他們自身的利益就可能受損，可以說，從一開始，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便自然誕生和成長，維護社會利益和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是一體的。
富豪較少曝光丑聞
北京晨報：和別國的富豪不同，美國富豪似乎很少有窮奢極欲之類的丑聞，他們是從來都這樣嗎？
白玉廣：當然不是，美國現在很多財富集團都是崛起于美國內戰之后，圍繞美國建設而產生的，比如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等，當時的美國實業氛圍濃厚，很多富豪都是從事實業起家的，這也是他們和別的富豪有區別的地方之一。但當時也有許多讓人們無法接受的事情，也有生活腐化、鋪張，也有許多不法經營的現象。再如娛樂圈里的紙醉金迷也非常嚴重。所以美國人自己評價那個時代的時候，稱之為“鍍金時代”，而不是“黃金時代”，就是這個原因。
北京晨報：那究竟是什么改變了這種局面呢？
白玉廣：其一，在文化方面，當時美國的宗教傳統比較濃厚，從宗教義務上對人們的行為也有一定的約束。其二，美國社會有比較好的矯正機制，在制度的完善上比較迅速，立法能夠及時跟上，比如對大的壟斷的法律限制。其三，在社會監督上也能夠及時跟進，典型的如進步主義運動，大量的社會監督有促使立法的加速、對不文明現象的約束等。
富豪與社會不對立
北京晨報：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富裕階層究竟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呢？
白玉廣：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可能會出現富人階層，這是正常的社會發展的一種現象，兩極分化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沒有落差的社會也并不意味著正常。就如發電站一樣，有落差才能發出電來，沒有落差怎么可能產生電呢？社會也一樣，沒有落差的社會，很難有發展的動力和能量。所以，應該正確地看待富人在社會中的作用。
北京晨報：如何正確地看待呢？
白玉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富裕階層起著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富豪與社會不是對立的，富豪對社會的作用和責任是無法否認的，這也是富豪的價值所在。
北京晨報：怎樣才能讓富翁們發揮好的價值而不是壞的價值呢？
白玉廣：這就是富人責任感的建立問題，和富豪的誕生、富豪的社會定位以及富豪的規則等都有重要的關系。這種責任感不能靠逼迫產生，而是要有自然誕生的種子，然后還要有合適的土壤，它自然會生根發芽。
富豪與政府的關系穩定
北京晨報：美國富豪向政府要求增稅，他們和政府的關系究竟如何？
白玉廣：美國的政治文化很特殊，富豪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也很復雜，既非沆瀣一氣，也并非對立隔離的。發了財之后，有一些富豪會進入政府工作，政府官員退休之后也有可能進入財富集團，這可以解讀為富豪支配政府，但并不完全是這樣。比如說美國公務員的待遇其實很低，人們進入政府工作顯然并非是為了獲取財富。當然也有負面現象，如官員為利益集團牟取私利等，但一旦揭露就會成為丑聞。
北京晨報：那這兩者究竟如何達成一種穩定的關系呢？
白玉廣：關鍵在于有一個透明的運作機制，利益集團的出現不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讓他們的運作受到社會的監督和制約，這不僅體現在立法上，也體現在運作機制上，一個透明的受監督的運作機制，就顯得非常重要。
仇富現象不是主流
北京晨報：人們對于美國富人的評價似乎更多是正面的，負面評價很少，是這樣的嗎？
白玉廣：不完全如此，美國人也有仇富的現象，但不是那么尖銳。我在哈佛大學時也有接觸到這些東西，在很多顯赫的地方都曾出現過類似“干掉富人”之類的標語，這說明仇富情緒并非不存在，只是不能算主流。
北京晨報：為什么這么說呢？
白玉廣：仇富情緒不能成為主流，原因有幾個，美國的社會機制鼓勵人們向上流動，鼓勵發家致富，它有一系列的制度環境保障向上流動的通道暢通。其次，美國的經濟水平決定，美國絕對貧困的人群并不是很多，社會救助機制也比較完善。其三，窮人的發聲暢通，很多中產階級并不是到完全貧困時才會呼吁，更多時候，當他們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在縮減，就會發出聲音，而這種聲音又能夠很快被社會所感知和反應。
回報社會有很多方式
北京晨報：您是如何看待美國富豪們多次主動要求增稅的行為呢？
白玉廣：首先，并非全部的富豪都主張向自己征稅，一個社會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富豪也一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其次，即使多征稅，對于富豪們來說，也并不會傷筋動骨。其三，美國的富豪們有多種回報社會的方式，并非征稅一種，比如說可以捐贈，美國一向有比較良好的捐贈傳統，法律制度也在鼓勵捐贈行為。再次，富豪愿意向政府多繳稅，因為政府的行為有公開透明的機制，他們可以監督，也知道政府不會亂花。
北京晨報：美國富豪的責任感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白玉廣：真正有責任感，需要很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文化、社會心理、法律制度等，從小培養責任理念，一旦社會土壤合適，這種理念就會自然發芽。（記者周懷宗）
最近，由超過200名美國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翁組成的“愛國百萬富翁協會”，再次在他們協會的網站上發表公開信，請求政府向他們增稅。公開信中表示：“我們以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誠實市民的身份向您寫信，希望總統先生能夠將國家利益放到政治之前，為了國家財政的健康發展和美國民眾的利益，要求總統增加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的稅收。”
此外，在“愛國百萬富翁協會”網站頁面的顯眼處，有一個紅色長方形框內寫著：給我們增稅，我們負擔得起。
“愛國百萬富翁協會”網站負責人瑞秋·沃爾稱，該協會是一個不分政黨的松散組織。參加該組織的人，都是年收入在百萬美元以上者……他們愿意多向國家繳稅。
美國富人緣何頻頻主動向政府要求增稅？在這封公開信中，富豪們說，“正是國家塑造了我們的成功。現在我們想要做的是為國家經濟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讓這個體系更強勁，這樣更多的人才有機會通過它變得和我們一樣成功。”
美國研究學者、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白玉廣說：“這是社會、文化、制度、法律、信仰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美國富豪的這種行為，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但同時也有大量非資本主義的因素在遏制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富豪的責任感正是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的。”
犧牲自己保護社會利益？
北京晨報：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富人屢次主動要求增稅，您認為是什么原因？
白玉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法律制度層面的，在文化建設上，美國人有比較好的參與社會的傳統，富豪們尤其如此。在立法及制度層面，也有一系列的規則使得富翁們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此外，在小布什政府時代，美國富豪們在稅收政策上獲利較多也是原因之一。
北京晨報：是否是美國富豪在犧牲自己的利益來保護社會的利益呢？
白玉廣：也不能完全這么說，如果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兩極分化等情況，或者中產階級對社會的脫離感增強，最終對富豪是不利的，對于美國富豪來說，他們的財富來自于社會，保證社會秩序的良好，對他們本身也是有利的。如果原有的社會狀況改變，良性發展情況不再，那么他們的財富也必然受到損害。
美國富豪們屢次要求向自己征稅的行為，被解讀為美國富豪更有社會責任感，那么，這種社會責任感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長期以來，美國富豪的行為似乎總是和正面的價值有關，捐贈、慈善、增稅……而相對的，有些英國富豪卻在想方設法地避稅，而有的法國富翁則為避稅掀起“移民潮”，盡管不是所有的美國富豪都主張向自己增稅，但其中堅人群屢次大規模的增稅主張，也顯示了美國富豪們的不同。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美國富人的這種“特立獨行”，是天然如此，還是其他原因？
對此，美國研究學者、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白玉廣說：“美國富人階層的誕生，確實有特殊之處，和舊時代的富豪階層不同，和其他國家的富豪也不同，但這并非是全部的原因，社會文化的熏陶，法律制度的約束同樣作用不小。”
美國富豪有啥不同
北京晨報：在社會責任方面，英、法等國的富豪和美國富豪似乎有截然不同的傾向，美國富豪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嗎？
白玉廣：美國富豪的誕生確實有它的特殊之處，和傳統舊時代的富豪不同，和其他國家的富豪也有不同，美國富豪的誕生更加草根一點，也就是說，很多直到今天仍舊赫赫有名的財富集團，他們最初都是從草根階層一步步起來的，他們崛起之初，美國的社會空間還非常大，有廣闊的資源，可以說，他們是和美國社會一起慢慢發展的。這是他們和別的國家的富豪不同的地方，比如英國、日本等。還有要說的一點就是，美國當時有比較濃厚的重商傳統，各種商業規范比較嚴密，這也有一定的關系。
北京晨報：這和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有什么關系？
白玉廣：正因為他們是和美國社會一起發展的，他們的利益也就是來自于美國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如果一旦這種局面被打破，他們自身的利益就可能受損，可以說，從一開始，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便自然誕生和成長，維護社會利益和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是一體的。
富豪較少曝光丑聞
北京晨報：和別國的富豪不同，美國富豪似乎很少有窮奢極欲之類的丑聞，他們是從來都這樣嗎？
白玉廣：當然不是，美國現在很多財富集團都是崛起于美國內戰之后，圍繞美國建設而產生的，比如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等，當時的美國實業氛圍濃厚，很多富豪都是從事實業起家的，這也是他們和別的富豪有區別的地方之一。但當時也有許多讓人們無法接受的事情，也有生活腐化、鋪張，也有許多不法經營的現象。再如娛樂圈里的紙醉金迷也非常嚴重。所以美國人自己評價那個時代的時候，稱之為“鍍金時代”，而不是“黃金時代”，就是這個原因。
北京晨報：那究竟是什么改變了這種局面呢？
白玉廣：其一，在文化方面，當時美國的宗教傳統比較濃厚，從宗教義務上對人們的行為也有一定的約束。其二，美國社會有比較好的矯正機制，在制度的完善上比較迅速，立法能夠及時跟上，比如對大的壟斷的法律限制。其三，在社會監督上也能夠及時跟進，典型的如進步主義運動，大量的社會監督有促使立法的加速、對不文明現象的約束等。
富豪與社會不對立
北京晨報：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富裕階層究竟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呢？
白玉廣：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中，都可能會出現富人階層，這是正常的社會發展的一種現象，兩極分化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沒有落差的社會也并不意味著正常。就如發電站一樣，有落差才能發出電來，沒有落差怎么可能產生電呢？社會也一樣，沒有落差的社會，很難有發展的動力和能量。所以，應該正確地看待富人在社會中的作用。
北京晨報：如何正確地看待呢？
白玉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富裕階層起著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富豪與社會不是對立的，富豪對社會的作用和責任是無法否認的，這也是富豪的價值所在。
北京晨報：怎樣才能讓富翁們發揮好的價值而不是壞的價值呢？
白玉廣：這就是富人責任感的建立問題，和富豪的誕生、富豪的社會定位以及富豪的規則等都有重要的關系。這種責任感不能靠逼迫產生，而是要有自然誕生的種子，然后還要有合適的土壤，它自然會生根發芽。
富豪與政府的關系穩定
北京晨報：美國富豪向政府要求增稅，他們和政府的關系究竟如何？
白玉廣：美國的政治文化很特殊，富豪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也很復雜，既非沆瀣一氣，也并非對立隔離的。發了財之后，有一些富豪會進入政府工作，政府官員退休之后也有可能進入財富集團，這可以解讀為富豪支配政府，但并不完全是這樣。比如說美國公務員的待遇其實很低，人們進入政府工作顯然并非是為了獲取財富。當然也有負面現象，如官員為利益集團牟取私利等，但一旦揭露就會成為丑聞。
北京晨報：那這兩者究竟如何達成一種穩定的關系呢？
白玉廣：關鍵在于有一個透明的運作機制，利益集團的出現不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讓他們的運作受到社會的監督和制約，這不僅體現在立法上，也體現在運作機制上，一個透明的受監督的運作機制，就顯得非常重要。
仇富現象不是主流
北京晨報：人們對于美國富人的評價似乎更多是正面的，負面評價很少，是這樣的嗎？
白玉廣：不完全如此，美國人也有仇富的現象，但不是那么尖銳。我在哈佛大學時也有接觸到這些東西，在很多顯赫的地方都曾出現過類似“干掉富人”之類的標語，這說明仇富情緒并非不存在，只是不能算主流。
北京晨報：為什么這么說呢？
白玉廣：仇富情緒不能成為主流，原因有幾個，美國的社會機制鼓勵人們向上流動，鼓勵發家致富，它有一系列的制度環境保障向上流動的通道暢通。其次，美國的經濟水平決定，美國絕對貧困的人群并不是很多，社會救助機制也比較完善。其三，窮人的發聲暢通，很多中產階級并不是到完全貧困時才會呼吁，更多時候，當他們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在縮減，就會發出聲音，而這種聲音又能夠很快被社會所感知和反應。
回報社會有很多方式
北京晨報：您是如何看待美國富豪們多次主動要求增稅的行為呢？
白玉廣：首先，并非全部的富豪都主張向自己征稅，一個社會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富豪也一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其次，即使多征稅，對于富豪們來說，也并不會傷筋動骨。其三，美國的富豪們有多種回報社會的方式，并非征稅一種，比如說可以捐贈，美國一向有比較良好的捐贈傳統，法律制度也在鼓勵捐贈行為。再次，富豪愿意向政府多繳稅，因為政府的行為有公開透明的機制，他們可以監督，也知道政府不會亂花。
北京晨報：美國富豪的責任感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白玉廣：真正有責任感，需要很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文化、社會心理、法律制度等，從小培養責任理念，一旦社會土壤合適，這種理念就會自然發芽。（記者周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