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巨大的市場份額卻在客觀上賦予了標普、惠譽、穆迪三大機構無限的權力，在這種壟斷的“客觀評估”指導下，很多問題暴露出來。為此，不少新的評級機構、評級思想、評級組織在市場需求的呼喚中不斷豐富發展。破除壟斷、多元化發展，已成為評級行業難以扭轉的趨勢。
信用評級(Credit Rating)，又稱資信評級，最初產生于20世紀初期的美國，是一種社會中介服務，可為社會提供資訊信息或為單位提供決策參考。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認可惠譽、標普、穆迪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或稱“NRSRO”（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此后，上述三大機構市場份額不斷擴大，逐漸壟斷了國際評級行業，在金融市場上更是扮演著“一手遮天”的角色。
盡管目前市場上的重要玩家仍相信三大機構，但國際社會甚至美國對他們已是滿腹牢騷。尤其是2008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眼下仍未解除警報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三大機構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更是遭致各方對其利益沖突問題以及壟斷地位的猛烈攻擊。之后，很多新的信用評級機構加快了市場探索的步伐，一些區域評級組織也開始發力，努力提升自己的話語權。評級行業正在向多元化拓展。
單一“中心”的教訓
眾所周知，金融不穩定會帶來信用下降、投資減少，從而影響到經濟增長，產生失業、貧困等問題?？墒牵陙恚鲜鲦湕l的源頭——金融的不穩定，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表現得更加明顯。
“目前，金融不穩定性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個‘腫瘤’，而且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我們進入了一個以超級大國美國為中心、由美元來決定國際貨幣體系的時期，它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正是由此開始，越來越多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出現，包括最近由雷曼兄弟破產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日前，法國前總理、世界信用評級集團國際顧問理事會主席多米尼克·德維爾潘在北大發表演講時指出，“貨幣的霸權主義使我們面臨風險。但坦率來講，對于如何減弱美元作為一種儲備貨幣的壟斷地位，我們迄今仍無所作為，這就加劇了危機再次發生的可能性。”
而且，直到現在，投資者判斷風險的主要風向標之一——信用評級，也還主要以三大機構的發聲為主，這樣的評估結果顯然是無法精確指導投資風向的。“過去幾年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債務國壟斷信用體系、一些債權國沒有很好的發言權等，這些都是我們要吸取的教訓。今天，幾乎所有的決策都是高度集中的，這會帶來一些問題。我們需要新的視角、獨立的評級，也要有一個很好的保障系統。”德維爾潘說。
“雖然各界已經采取了一些新的改革舉措，但這還遠遠不夠。我們需要警醒，全球金融改革，包括貨幣的改革、海外投資的改革、信用體系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在德維爾潘看來，其中，評級體系的改革最為關鍵。“目前，評級機構體系眾多，對主權債務進行評級時存在偏見，加之在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現有評級體系的弱點已暴露無遺，市場評級需要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德維爾潘說，信用評級改革需要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同時，也要重視信息的交流，使風險評估更快地做出、結果更加符合現實，從而更好地預測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
雙軌制的探索
事實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不僅讓信用評級的重要作用凸顯，也引發了改革國際評級體系、打破全球評級三巨頭壟斷地位的呼聲。此后，更多新的信用評級機構開始出現，評級行業有了更多聲音。
不僅如此，為了克服單一國際評級體系可能帶有的主權色彩，真正實現信用評級的全球資本指導作用，一些評級組織也在不斷探索，評級思想、評級方法隨之逐漸豐富。
2013年，來自中國、美國和俄羅斯的3家獨立評級機構聯合發起成立了世界信用評級集團。該集團由各國與評級無利益沖突的私營機構作為投資人，是一個非主權國際機構，不代表任何國家和集團利益。“現在的單一國際評級體系是缺乏制衡的，由此帶來的風險無法靠監管解決。”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世界信用評級集團董事長關建中說，“所以，我們只能建立新的評級體系，希望兩個體系并存的格局形成以后，實現對評級技術風險的制衡。”
據介紹，目前，世界信用評級集團采用的是雙軌制，既有全球性的評級，也有地區性的評級。無獨有偶，歐洲在此方面也有同樣的探索。“全球有120家評級機構，但多數都是在本地進行運作，三大評級機構占了很大的市場份額，我想這顯然會產生一些系統性的影響。”歐洲信用評級協會（EACRA）會長托馬斯·米松表示，“2008年以來，歐洲有很多新的管理體制或者監管規定。在2009年、2011年、2013年都有相關的改革和動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歐洲，新的規制中引入了一些很重要的規則，比如使用兩個評級機構的規則。這一規則建議，發行人應該考慮使用一個比較小的評級機構（市場占比不到10%），雖然這在歐洲并不是強制性的，但是可以推動增加一些評級需求。”
多元化的需要
其實，對于多元化的需要，多數評級機構還是非常認可的。“改革應該鼓勵更加多樣化的意見。”穆迪公司董事總經理史季也認為，“市場的參與者應該把信用評級機構的意見作為獨立的單個意見，而不能單純依賴它。至于投資人、發行人應該提供透明的信息披露，信用評級機構無論是國際的，還是區域的、地方的，都應該透明地進行評級。”
“現在，很多人對評級的使用方式還非常機械。我們應該引入更多的中小評級體系，增加多樣性和效率，增強市場的信心。”德維爾潘說。
當然，有了更多的競爭，更多樣化的評級理論，也需要很好的公信力體系、監管等來平衡。“通過引入競爭的方式或者充分競爭的方式來解決當今國際評級體系的問題，恰恰是這種理念錯誤導致了今天的結果。評級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業，它不同于一般的市場主體，它首先要承擔社會公眾責任，只有在滿足上述前提下才能實現評級機構自身的利益。”關建中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明確鼓勵競爭是競爭什么。此外，監管理念也要改變，除了行政監管，還要強調制度監管，也就是體系監管。

評級體系改革：體現中國人的智慧 構建亞洲影響力
“我們知道，信用評級機構在跨國投資和貿易中起著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處于壟斷地位的評級機構使得投資成本更高，資金由于缺乏信用評級的指導而去向紊亂，這將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法國前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指出，評級體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國應該認清這個機會，進一步推動改革進程。
近日，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報告廳內，頭發灰白的德維爾潘侃侃而談。德維爾潘目前的頭銜是世界信用評級集團國際顧問理事會主席。這位法國前總理最近在中國逗留時日甚多，在結束博鰲分論壇“全球信用評級體系的改革”后，他又匆匆趕到北京，與北大學子交流信用評級大勢。
5年之約
德維爾潘說：“當今的全球債務危機是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這其中的關鍵是大多數國家及市場都能公平公正地使用信用資源。正因為如此，世界上的債權國，特別是中國以及亞太大部分地區能擁有話語權是一項重大的進步。”
“現在，西方國家利用其在風險評估方面的特權，歧視目前是世界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新興國家。思考和推動世界改革是現階段的主要挑戰。”德維爾潘在發言中補充。
正如德維爾潘所說，伴隨著中國融資的全球化，只依賴于西方評級機構已經不能滿足需要，中國亟須一家能夠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評級機構。
總部設在北京的信用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公國際）至今已經成立了20年。盡管其影響力仍然遠遠落后于久負盛名的西方競爭對手，但它已經在國際媒體上引起廣泛關注。該公司董事長關建中表示，“再用5年時間，讓大公國際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評級機構，這是我們的一個夢想。我們對此很有信心。”
關建中認為，大公國際所推崇的“中國人的智慧”有助于公司與強大的西方評級機構較量。
大公國際構建了以財富創造能力為基石的償債來源偏離度的逆周期評級理論，認為一切偏離財富創造能力的償債來源都具有不確定性，偏離越遠風險越大。大公國際認為，這個思想找到了阻止偏離財富創造能力濫用信用和發揮評級逆周期作用的途徑，確立了評級的正確方向。
關建中表示，大公國際希望把中國人在評級領域創造的智慧貢獻給世界。
仍在路上
盡管評級產生于20世紀初，世人對評級產生更多關注卻是在2008年以后。對惠譽、標普和穆迪這三大評級機構的批判也是自那時開始。關建中表示，2008年的信用危機跟信用評級信息的錯誤有關，這使得信用關系泡沫化，最后關系破裂，引發國際債務鏈的震蕩，至今還沒有結束。因此，信用評級關系到整個人類社會的安全發展問題。
那么，為什么現有的信用評級體系沒有給大家應有的指導性？在德維爾潘看來，這是由政治的不公平造成的。“信用評級往往利用了政治的影響力，不管它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三大評級公司占了市場份額的95%，與此不無關系。”但是，德維爾潘同時認為，“亞洲影響代表一種新的信用評級的模式，它應該成為一種起點，最終建立一個全球的新的架構。亞洲在信用評級改革當中應該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在整個信用評級體系中，亞洲有這個經濟實力。從政治影響力來看，亞洲也越來越強。”
此外，目前，許多評級機構都是以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方法為樣板，并無本質區別。關建中認為，以違約率為核心的西方評級思想只能驗證評級而不能預警信用風險，缺乏內在邏輯的方法完全背離了信用風險形成的客觀規律，使評級難以擔當社會責任。而大公國際目前所研究出的評級原理，是大公國際的評級客觀公正的基本。
2011年8月，在華盛頓出現債務上限僵局以后，大公國際將美國主權債務的主要評級從A+降至A、評級展望定為“負面”，這一消息成為當時媒體關注的焦點。除此之外，大公國際的許多做法也被業界稱為具有“先見之明”。但是，仍需注意的是，盡管對美國、希臘、西班牙等國家的信用風險看得很清楚，但是大公國際對國內市場的一些評級卻備受媒體質疑。
不過，不久前，大公國際正式推出了填補世界百年評級歷史理論空白的《大公信用評級原理》。雖然話語權的確立還需要時間，但有了理論支撐，大公國際已經在前進的路上。

三大評級機構的罪與罰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說過，“我們不需要評級機構來告訴我們美國的情況。”但事實上，這樣的“插手”無處不見，隨著金融市場的高度融合發展，實握信用評級話語權的三大評級機構惠譽、標普和穆迪，其影響力堪比“關乎生死存亡的氧氣”。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說過，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評級毀滅一個國家。
如此高的評價也反映出了三大評級機構實握的權利，而這種權利一旦過界，將帶來不可預估的危害。
警示危機還是制造危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標普、穆迪和惠譽急劇下調受影響的東南亞國家的主權評級，嚴重加劇了市場恐慌。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標普和惠譽連續下調冰島主權評級，導致冰島銀行業幾近崩潰，整個國家也瀕臨破產的險境。
2008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此前被三大評級機構標為最高評分的許多金融衍生品暴跌，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2009年12月，三大評級機構集體向希臘“發難”。首先是標普將希臘信用展望級別降至負面。隨后，惠譽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14天后，穆迪將希臘短期主權信用級別由A-1下調至A-2。至此，希臘債務危機被引爆。
2010年4月底，標普將葡萄牙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從A+降至A-。5月初，穆迪將葡萄牙Aa2級主權信用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并提出有可能下調兩檔的警告。5月底，惠譽宣布將西班牙的主權評級從AAA級下調至AA+級，這一系列舉措使歐元在6月初被打到4年來的最低點。
監管力度加強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學教授毛羅·布薩尼表示，在希臘債務危機發展惡化的過程中，信用降級導致危機升級，危機升級又使信用評級進一步下降的惡性循環表現得非常明顯。三大評級公司組成的聯合方陣，正是用著這種炸彈般的威力，將希臘等歐洲國家一步一步推向深淵。
種種做法讓三大評級機構的公信力不斷下降，而其面臨的監管力度也隨之加強。
2012年起，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ESMA）針對評級機構開展了業務情況調查，結果顯示，穆迪、惠譽和標普這三大評級機構在進行主權信用評級時的程序存在“缺陷”。至2013年年末，ESMA發布了3份調查報告。
該局的調查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評級機構對主權信用評級所涉及的機密信息處理方式不當，在評級變動發布之前，市場就已出現相關傳言并引發波動；評級機構與被評級企業之間存在利益關系，通常是評級機構從評級對象處收取傭金；評級機構使用資歷不夠的職員等。
雖然ESMA尚未把這些問題與具體評級機構“對號入座”，但其警告稱，將在必要的時候對這些評級機構采取法律行動。歐洲媒體認為，歐盟針對信用評級機構制定的各項法律法規基本完善，隨時可以向不聽話的評級機構“開刀問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