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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進口貿易中的關鍵性農產品，多年來中國只增不減的大豆進口數量，正呈現出逐漸駛出“單行道”態勢。
據6月10日海關總署公布的5月全國大宗商品進口數據顯示：中國當月大豆進口量為736.2萬噸，環比跌4％，同比跌24％。整體來看，今年前5個月，全國累計進口大豆3175.1萬噸，同比下跌12.2％。
2018年時，中國大豆進口8803.1萬噸，已出現了七年來的首次進口總量下跌，同比下降7.9％。
“數據接連下跌，背后有兩個勢能。從去年開始的短期因素是中國國內多地出現豬瘟疫情導致生豬存欄量下降，進而使飼料需求和大豆進口數量出現下降；但與此同時的一系列長期因素，則更加值得關注。”一位從事農業咨詢的產業人士對《財經》記者分析稱，“比如增加其他種類植物油的進口，比如增加新的來源地，再比如國內一方面調整消費結構、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供給。”
可資佐證的，是國家糧油信息中心5月初發布的信息顯示：預計2019/20年度中國大豆進口8900萬噸左右（同比增加90多萬噸）；預計國內大豆產量達到1680萬噸左右（同比增加160多萬噸）。
“長期來看，如同鐘擺一樣，不管總體需求如何增減，中國過去那種將大豆供應過多依賴于少數品種和地區的現象，或許是再也回不去了。”前述人士稱。
南美因素
在以往延續多年相對穩定的模式受到一系列因素影響后，中國的大豆進口供應鏈正處于不斷調整狀態。
以今年1到4月的進口分國別數據來看：1月份，中國大豆進口主要來源國為巴西、加拿大、阿根廷。自2月份以來，加拿大大豆進口降幅明顯，美國大豆比重有所增加——但從前4個月數據來看，中國進口美國大豆431萬噸，同比依然下降70.6％——到5月份，受季節性等因素影響，美國大豆進口數據也再次開始下降。
來自巴西的大豆進口數字，則延續了2018年時的快速增長態勢——據中方相關統計，2018年，巴西向中國出口了6610萬噸大豆，同比增長30％，占中國大豆進口總量的75.1％（巴西農業部報告則顯示：2018年巴西大豆出口量8360萬噸，中國需求是主要推動力。中國對巴西大豆的消費量達6880萬噸，同比增1500萬噸。巴西大豆占中國大豆總進口量8803萬噸的75.88％）——6月初，商務部新聞發布會透露的消息則顯示：今年1至4月，中國自巴西進口大豆1549.6萬噸，同比增長46.8％。
與此同期，另一個南美國家阿根廷也在2018年大幅減產導致大豆出口顯著下降后迎來快速增長。從供應角度來看：布宜諾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預計該國2018/19年度大豆產量將為5500萬噸，同比增長57％；從出口角度來看：1至4月，中國自阿根廷進口215萬噸，同比增長23倍。
因大豆出口受國內土地、氣象和資源等因素制約較大，阿根廷近年來的大豆產量波動較大，短期內或許仍然無法實現持續穩定供給。因此，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大豆出口國的巴西，或將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中國大豆最重要的進口國之一。
作為全球最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之一，巴西大豆、玉米、糖、乙醇、咖啡等品種出口量均經常排名世界第一。而以大豆為例，其產能及出口量的不斷提高，亦與多年前一系列與貿易摩擦有關的事件有所關聯。
據《財經》記者進一步多方查考的歷史資料顯示：受1973年全球糧食減產影響，因認為大豆價格上漲會推升國內食物整體價格水平，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頒布了一項禁止大豆和豆粕出口的法令。因美國當時是全球大豆的主要出口國，此舉同樣將作為盟友的日本包含在內，導致了飲食結構中大量含有豆類產品的日本國民的不滿進而引發了騷亂。禁運雖只持續了7天時間，但日本還是決定在巴西投資開拓新的大豆供應渠道。
“此舉對日本造成了較大的心理打擊，并因此加快了其海外農業投資的步伐。”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程國強在其所著《全球農業戰略》一書中曾如此分析稱。而受益于不斷增加的全球性買家采購，巴西大豆產業也得以迅速發展。
據據海關總署此前發布的數據：今年3月巴西大豆在中國大豆進口總量占比為至57％，美國大豆份額為31％。有相關預計顯示：未來五年，巴西大豆將基本維持在中國大豆進口量的60-75％之間，整個南美大豆進口占中國進口量在70-85％之間。
但綜合《財經》記者近日采訪的多位相關人士的判斷來看，中巴之間的大豆貿易亦有兩個值得關注的不確定因素：
首先是巴西大豆的產量以及因此帶來的價格波動問題。短期來看，今年年初時巴西大豆產量曾被調低。雖近日該國統計部門提升了預估數字，但受年初干旱天氣對早熟品種生產的影響，巴西大豆可能仍會遭遇減產，較去年產量1.218億噸減少5.3％。
“只要不是絕對的災年，短期內小幅度的產量數字增減對于大豆價格的影響不應過分放大。而值得關注的是因中國的需求增加，特別是以往全球貿易規律——巴西大豆和美國分數南北半球，集中出口期亦分上半年及下半年——的波動性增加之后，巴西將如何實現在相對穩定的價格下持續穩定增加對中國的出口，如何避免以往中國對美集中采購大豆時曾出現過的‘一買就漲’問題，仍有較多值得關注的領域。”前述研究人士分析稱。
除大豆外，中國也是巴西牛肉制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受惠于農產品貿易，近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2000年時，中國市場分別僅占巴西出口及進口貿易份額的2％左右。隨后到2008年左右時，中國在巴西進出口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且在2009年時中國開始成為巴西最重要的產品出口國——在2018年時，中巴雙邊貿易額首次超過了1000億美元。
與此有關的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巴在建交45周年之際將如何避免包括巴西換屆、巴西國內對工業及農業關系的討論等因素影響而繼續穩固或增加貿易總量。
“5月19日至24日，巴西副總統漢密爾頓·莫朗對中國進行了一場很重要的訪問，這是巴西新政府成立以來兩國間的首次高層訪問。如果從中國是當前巴西最重要的經貿伙伴這一點分析，這次訪華來得不算早，但是從莫朗副總統此次訪華的成果來看，卻遠遠超出了外界的預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國際關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周志偉近日在《人民網葡文版》撰文分析稱，“莫朗此次訪問最重要的任務是重啟中國-巴西高層協調與合作委員會（Cosban，下簡稱中巴高委會）。”
作為中巴兩國政府間現有的最高級別的對話與合作機制，成立于2004年的中巴高委會主要任務是統籌協調兩國間各領域務實合作，其下設的12個分委會基本涵蓋了中巴合作的所有領域，但在2015年時卻因多重因素影響暫時中斷。
今年4月，巴西新任農業部長特雷莎·克里斯蒂娜·科雷亞·達科斯塔在訪問中國前接受新華社采訪時也稱，“中國已經是巴西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在農業貿易領域更是如此，雙邊合作潛力巨大。希望在我的任期內能夠繼續推動巴中農貿合作。”
其亦提到，目前制約巴西農業發展的另一大因素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對巴西農民影響很大。農民種出了莊稼，但卻沒有公路、鐵路、水路和碼頭把農產品運出去。這是巴西農業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們希望中國擴大在巴西的投資，幫助我們修建更多公路、鐵路和港口。”
“自21世紀初開始，中巴之間的經濟關系進入發展快車道。一開始是貿易關系不斷強化，隨后則不斷拓展延伸至其他領域，例如金融合作及直接投資。在這種語境之下，中方對巴西的基礎設施投資開始不斷增長，其扮演的角色亦日益重要起來，成為兩國之間雙邊經貿關系不斷加強的一個重要領域。”由中國人民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軍參與主編的一本名為《BUILDING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為新時代而建設：中國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書中如此分析稱。
《財經》雜志此前也曾多次報道稱：包括中糧集團在內的多家中國企業在開拓巴西農業市場并投資時，已不斷調整其關注重點，由單純從關注農產品本身轉變為向產業鏈上游不斷延伸。這一過程雖進展緩慢，但對于增強貿易的穩定性卻有積極作用。
截止今年4月時，中糧集團在巴西投資金額超過40億美元，擁有19個物流倉儲設施，5個加工廠和2個碼頭。從總體來看，據中國外交部相關公開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在巴投資存量接近700億美元，在巴中資企業數量近300家，成為巴西增長最快的投資來源地之一。
《財經》記者綜合近日采訪多位相關人士的意見則顯示，中國對巴西與農業相關的投資未來將呈現兩個特點：一方面是仍將繼續聚焦于破解其物流基礎設施瓶頸——包括運力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等方面——以降低農貿產品成本，另外一方面則是從改善農貿結構出發，優化全產業鏈合作，包括從初級農產品向研發、深加工等領域深入。
多元供給取舍
考慮到中長期因素，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仍然突出、中國農業產業發展面臨的風險和困難明顯增多的前提下，自2018年以來，中國加大了種植大豆的力度，并通過實行大豆振興計劃，不斷擴大東北、黃淮海和西南地區的大豆種植面積。
根據今年2月農村農業部印發的《2019年種植業工作要點》，中國要爭取在年內至少增加500萬畝大豆及油料種植面積，這是繼去年提出增加1000萬畝大豆種植面積后的再一次擴產。
要逐步減少對進口大豆的單一性依賴，提高自給率是重要途徑之一。但至少受制于兩方面原因，這種提高的空間仍有其實際限度：
原因之一，是多年來一直仍在困擾大豆國產化的一系列基礎性挑戰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受制于國內水土資源有限，大豆生產成本高造成比較收益低，整體競爭力有待提高。
據《財經》記者2018年時對黑龍江黑河地區的一些豆農采訪顯示：在自留地（非流轉）土地上種植的大豆，凈收益為每畝300元左右，同期玉米的收益則超過400元。而其成本則超出2.5元每斤，高于進口大豆成本約1元左右。
其中存在的一個矛盾是：要降低成本，豆農需要提高種植規模。但若考慮土地流轉等因素，在畝產總值較低的前提下，租種土地帶來的新增成本的占比較大，可能會出現“規模不效益”問題。
另外一個原因，則與國產大豆與進口大豆分別用于滿足不同需求有關：因國內禁止轉基因大豆種植，故多年來國產大豆的用途和研發重點均較為側重于食用領域。進口大豆則主要用于壓榨生產豆油和豆粕，其中不含轉基因成分的豆油用于食品加工，豆粕則作為動物飼料中主要蛋白質的來源。
在國產大豆相對于進口大豆在出油率方面不占明顯優勢的前提下，過分強調倚重國產大豆滿足豆油需求，會存在供給壓力較大且經濟效益不高的麻煩。
隨著受到疫情影響，中國生豬養殖業對豆粕及相關飼料的需求大打折扣，使得國內對大豆（及豆粕）的需求驟減，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供應緊張的局面。而借此窗口期調整進口結構，由進口大豆變為直接進口豆油，顯然也成為了更加經濟實惠的選擇。
這也正是產業鏈各方的共識。根據海關公布的5月進口數據顯示：1-5月中國進口包括豆油、棕櫚油、菜籽油在內的食用植物油總量達到319萬噸，同比增42.2％。
但隨著疫情逐漸受到控制，國內飼料需求將在何種程度上恢復增長仍不可不察。據《財經》記者獲悉：為克服難題，“以肉換糧”正在成為相關決策部門正在考慮的可選項之一。
假如一系列相關政策能夠不斷得以推進，也就意味著對于豆粕的需求可能出現長期性變化，進而進一步影響中國對于進口大豆的形態選擇。
5月中旬時，由中國農業科學院在京發布的《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報告2019》也指出：從糧食安全角度看，豬肉凈進口量增加將減少稻谷、小麥、玉米、豆粕等飼料糧的需求。測算顯示，當中國豬肉進口量由155萬噸增至496萬噸時，糧食凈進口量可減少1339萬噸，自給率將從83.5％提升至85％。
Chinainout is the biggest platform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meat, poultry and eggs, agri products, aquatic products, cold drinks and frozen products,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cooked food and bakery products, non-staple food of cereals and oils, casual snacks, drinks and beverages, and baby food suppliers to market and promote in China.
為滿足可能的需求缺口，中國近兩年來也在不斷調整自身“統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為建立全球化貿易體系，降低大豆進口集中度，中國正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內布局。據《財經》記者多方查找資料及總結，這種與大豆有關的“走出去”戰略，目前正呈現出以下幾層特點：
其一，繼續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國家進行重點布局。且采取對巴西投資時類似的模式，積極向產業鏈上游拓展；
其二，在位于歐洲的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中國將支持企業投資建設非轉基因大豆種植基地，且以綠地投資為主，旨在做大全球供應鏈產能的同時穩定自身大豆供應；
其三，在位于非洲的津巴布韋等有合作意愿或合作基礎的國家，中國則將繼續支持在當地開展育種、試驗種植等合作，以等待大規模合作的時機。
整體而言，目前企業層面已在對第一個選項進行積極布局。這既與此前已有企業在此深耕多年有關，也受益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企業開展“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對象。銀河證券交通運輸研究組近期的研究也顯示：預計未來中國與沿線各國的交通運輸、倉儲物流、外來貿易將更加頻繁。而供應鏈服務通過對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有效整合，將有助于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往來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未來有望迎來廣闊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后兩個選項目前仍存在單產不高及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困難。雖俄羅斯、烏克蘭等國近期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大豆出口，但受制于基數太小，目前在中國進口總量中的占比只有個位數。作為中長期的規劃，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其大豆產能，正是產業鏈各方目前均高度關注的問題。
而對上述一系列選項的不斷取舍及積極推進，則將有助于中國不斷實現其可持續的食物安全總體目標。
據6月10日海關總署公布的5月全國大宗商品進口數據顯示：中國當月大豆進口量為736.2萬噸，環比跌4％，同比跌24％。整體來看，今年前5個月，全國累計進口大豆3175.1萬噸，同比下跌12.2％。
2018年時，中國大豆進口8803.1萬噸，已出現了七年來的首次進口總量下跌，同比下降7.9％。
“數據接連下跌，背后有兩個勢能。從去年開始的短期因素是中國國內多地出現豬瘟疫情導致生豬存欄量下降，進而使飼料需求和大豆進口數量出現下降；但與此同時的一系列長期因素，則更加值得關注。”一位從事農業咨詢的產業人士對《財經》記者分析稱，“比如增加其他種類植物油的進口，比如增加新的來源地，再比如國內一方面調整消費結構、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供給。”
可資佐證的，是國家糧油信息中心5月初發布的信息顯示：預計2019/20年度中國大豆進口8900萬噸左右（同比增加90多萬噸）；預計國內大豆產量達到1680萬噸左右（同比增加160多萬噸）。
“長期來看，如同鐘擺一樣，不管總體需求如何增減，中國過去那種將大豆供應過多依賴于少數品種和地區的現象，或許是再也回不去了。”前述人士稱。
南美因素
在以往延續多年相對穩定的模式受到一系列因素影響后，中國的大豆進口供應鏈正處于不斷調整狀態。
以今年1到4月的進口分國別數據來看：1月份，中國大豆進口主要來源國為巴西、加拿大、阿根廷。自2月份以來，加拿大大豆進口降幅明顯，美國大豆比重有所增加——但從前4個月數據來看，中國進口美國大豆431萬噸，同比依然下降70.6％——到5月份，受季節性等因素影響，美國大豆進口數據也再次開始下降。
來自巴西的大豆進口數字，則延續了2018年時的快速增長態勢——據中方相關統計，2018年，巴西向中國出口了6610萬噸大豆，同比增長30％，占中國大豆進口總量的75.1％（巴西農業部報告則顯示：2018年巴西大豆出口量8360萬噸，中國需求是主要推動力。中國對巴西大豆的消費量達6880萬噸，同比增1500萬噸。巴西大豆占中國大豆總進口量8803萬噸的75.88％）——6月初，商務部新聞發布會透露的消息則顯示：今年1至4月，中國自巴西進口大豆1549.6萬噸，同比增長46.8％。
與此同期，另一個南美國家阿根廷也在2018年大幅減產導致大豆出口顯著下降后迎來快速增長。從供應角度來看：布宜諾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預計該國2018/19年度大豆產量將為5500萬噸，同比增長57％；從出口角度來看：1至4月，中國自阿根廷進口215萬噸，同比增長23倍。
因大豆出口受國內土地、氣象和資源等因素制約較大，阿根廷近年來的大豆產量波動較大，短期內或許仍然無法實現持續穩定供給。因此，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大豆出口國的巴西，或將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中國大豆最重要的進口國之一。
作為全球最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之一，巴西大豆、玉米、糖、乙醇、咖啡等品種出口量均經常排名世界第一。而以大豆為例，其產能及出口量的不斷提高，亦與多年前一系列與貿易摩擦有關的事件有所關聯。
據《財經》記者進一步多方查考的歷史資料顯示：受1973年全球糧食減產影響，因認為大豆價格上漲會推升國內食物整體價格水平，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頒布了一項禁止大豆和豆粕出口的法令。因美國當時是全球大豆的主要出口國，此舉同樣將作為盟友的日本包含在內，導致了飲食結構中大量含有豆類產品的日本國民的不滿進而引發了騷亂。禁運雖只持續了7天時間，但日本還是決定在巴西投資開拓新的大豆供應渠道。
“此舉對日本造成了較大的心理打擊，并因此加快了其海外農業投資的步伐。”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程國強在其所著《全球農業戰略》一書中曾如此分析稱。而受益于不斷增加的全球性買家采購，巴西大豆產業也得以迅速發展。
據據海關總署此前發布的數據：今年3月巴西大豆在中國大豆進口總量占比為至57％，美國大豆份額為31％。有相關預計顯示：未來五年，巴西大豆將基本維持在中國大豆進口量的60-75％之間，整個南美大豆進口占中國進口量在70-85％之間。
但綜合《財經》記者近日采訪的多位相關人士的判斷來看，中巴之間的大豆貿易亦有兩個值得關注的不確定因素：
首先是巴西大豆的產量以及因此帶來的價格波動問題。短期來看，今年年初時巴西大豆產量曾被調低。雖近日該國統計部門提升了預估數字，但受年初干旱天氣對早熟品種生產的影響，巴西大豆可能仍會遭遇減產，較去年產量1.218億噸減少5.3％。
“只要不是絕對的災年，短期內小幅度的產量數字增減對于大豆價格的影響不應過分放大。而值得關注的是因中國的需求增加，特別是以往全球貿易規律——巴西大豆和美國分數南北半球，集中出口期亦分上半年及下半年——的波動性增加之后，巴西將如何實現在相對穩定的價格下持續穩定增加對中國的出口，如何避免以往中國對美集中采購大豆時曾出現過的‘一買就漲’問題，仍有較多值得關注的領域。”前述研究人士分析稱。
除大豆外，中國也是巴西牛肉制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受惠于農產品貿易，近十年來，中國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2000年時，中國市場分別僅占巴西出口及進口貿易份額的2％左右。隨后到2008年左右時，中國在巴西進出口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且在2009年時中國開始成為巴西最重要的產品出口國——在2018年時，中巴雙邊貿易額首次超過了1000億美元。
與此有關的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巴在建交45周年之際將如何避免包括巴西換屆、巴西國內對工業及農業關系的討論等因素影響而繼續穩固或增加貿易總量。
“5月19日至24日，巴西副總統漢密爾頓·莫朗對中國進行了一場很重要的訪問，這是巴西新政府成立以來兩國間的首次高層訪問。如果從中國是當前巴西最重要的經貿伙伴這一點分析，這次訪華來得不算早，但是從莫朗副總統此次訪華的成果來看，卻遠遠超出了外界的預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國際關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周志偉近日在《人民網葡文版》撰文分析稱，“莫朗此次訪問最重要的任務是重啟中國-巴西高層協調與合作委員會（Cosban，下簡稱中巴高委會）。”
作為中巴兩國政府間現有的最高級別的對話與合作機制，成立于2004年的中巴高委會主要任務是統籌協調兩國間各領域務實合作，其下設的12個分委會基本涵蓋了中巴合作的所有領域，但在2015年時卻因多重因素影響暫時中斷。
今年4月，巴西新任農業部長特雷莎·克里斯蒂娜·科雷亞·達科斯塔在訪問中國前接受新華社采訪時也稱，“中國已經是巴西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在農業貿易領域更是如此，雙邊合作潛力巨大。希望在我的任期內能夠繼續推動巴中農貿合作。”
其亦提到，目前制約巴西農業發展的另一大因素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對巴西農民影響很大。農民種出了莊稼，但卻沒有公路、鐵路、水路和碼頭把農產品運出去。這是巴西農業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們希望中國擴大在巴西的投資，幫助我們修建更多公路、鐵路和港口。”
“自21世紀初開始，中巴之間的經濟關系進入發展快車道。一開始是貿易關系不斷強化，隨后則不斷拓展延伸至其他領域，例如金融合作及直接投資。在這種語境之下，中方對巴西的基礎設施投資開始不斷增長，其扮演的角色亦日益重要起來，成為兩國之間雙邊經貿關系不斷加強的一個重要領域。”由中國人民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軍參與主編的一本名為《BUILDING DEVELOPMENT FOR A NEW ERA ：CHINA’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為新時代而建設：中國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書中如此分析稱。
《財經》雜志此前也曾多次報道稱：包括中糧集團在內的多家中國企業在開拓巴西農業市場并投資時，已不斷調整其關注重點，由單純從關注農產品本身轉變為向產業鏈上游不斷延伸。這一過程雖進展緩慢，但對于增強貿易的穩定性卻有積極作用。
截止今年4月時，中糧集團在巴西投資金額超過40億美元，擁有19個物流倉儲設施，5個加工廠和2個碼頭。從總體來看，據中國外交部相關公開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在巴投資存量接近700億美元，在巴中資企業數量近300家，成為巴西增長最快的投資來源地之一。
《財經》記者綜合近日采訪多位相關人士的意見則顯示，中國對巴西與農業相關的投資未來將呈現兩個特點：一方面是仍將繼續聚焦于破解其物流基礎設施瓶頸——包括運力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等方面——以降低農貿產品成本，另外一方面則是從改善農貿結構出發，優化全產業鏈合作，包括從初級農產品向研發、深加工等領域深入。
多元供給取舍
考慮到中長期因素，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仍然突出、中國農業產業發展面臨的風險和困難明顯增多的前提下，自2018年以來，中國加大了種植大豆的力度，并通過實行大豆振興計劃，不斷擴大東北、黃淮海和西南地區的大豆種植面積。
根據今年2月農村農業部印發的《2019年種植業工作要點》，中國要爭取在年內至少增加500萬畝大豆及油料種植面積，這是繼去年提出增加1000萬畝大豆種植面積后的再一次擴產。
要逐步減少對進口大豆的單一性依賴，提高自給率是重要途徑之一。但至少受制于兩方面原因，這種提高的空間仍有其實際限度：
原因之一，是多年來一直仍在困擾大豆國產化的一系列基礎性挑戰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受制于國內水土資源有限，大豆生產成本高造成比較收益低，整體競爭力有待提高。
據《財經》記者2018年時對黑龍江黑河地區的一些豆農采訪顯示：在自留地（非流轉）土地上種植的大豆，凈收益為每畝300元左右，同期玉米的收益則超過400元。而其成本則超出2.5元每斤，高于進口大豆成本約1元左右。
其中存在的一個矛盾是：要降低成本，豆農需要提高種植規模。但若考慮土地流轉等因素，在畝產總值較低的前提下，租種土地帶來的新增成本的占比較大，可能會出現“規模不效益”問題。
另外一個原因，則與國產大豆與進口大豆分別用于滿足不同需求有關：因國內禁止轉基因大豆種植，故多年來國產大豆的用途和研發重點均較為側重于食用領域。進口大豆則主要用于壓榨生產豆油和豆粕，其中不含轉基因成分的豆油用于食品加工，豆粕則作為動物飼料中主要蛋白質的來源。
在國產大豆相對于進口大豆在出油率方面不占明顯優勢的前提下，過分強調倚重國產大豆滿足豆油需求，會存在供給壓力較大且經濟效益不高的麻煩。
隨著受到疫情影響，中國生豬養殖業對豆粕及相關飼料的需求大打折扣，使得國內對大豆（及豆粕）的需求驟減，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供應緊張的局面。而借此窗口期調整進口結構，由進口大豆變為直接進口豆油，顯然也成為了更加經濟實惠的選擇。
這也正是產業鏈各方的共識。根據海關公布的5月進口數據顯示：1-5月中國進口包括豆油、棕櫚油、菜籽油在內的食用植物油總量達到319萬噸，同比增42.2％。
但隨著疫情逐漸受到控制，國內飼料需求將在何種程度上恢復增長仍不可不察。據《財經》記者獲悉：為克服難題，“以肉換糧”正在成為相關決策部門正在考慮的可選項之一。
假如一系列相關政策能夠不斷得以推進，也就意味著對于豆粕的需求可能出現長期性變化，進而進一步影響中國對于進口大豆的形態選擇。
5月中旬時，由中國農業科學院在京發布的《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報告2019》也指出：從糧食安全角度看，豬肉凈進口量增加將減少稻谷、小麥、玉米、豆粕等飼料糧的需求。測算顯示，當中國豬肉進口量由155萬噸增至496萬噸時，糧食凈進口量可減少1339萬噸，自給率將從83.5％提升至85％。
Chinainout is the biggest platform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meat, poultry and eggs, agri products, aquatic products, cold drinks and frozen products,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cooked food and bakery products, non-staple food of cereals and oils, casual snacks, drinks and beverages, and baby food suppliers to market and promote in China.
為滿足可能的需求缺口，中國近兩年來也在不斷調整自身“統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為建立全球化貿易體系，降低大豆進口集中度，中國正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內布局。據《財經》記者多方查找資料及總結，這種與大豆有關的“走出去”戰略，目前正呈現出以下幾層特點：
其一，繼續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國家進行重點布局。且采取對巴西投資時類似的模式，積極向產業鏈上游拓展；
其二，在位于歐洲的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中國將支持企業投資建設非轉基因大豆種植基地，且以綠地投資為主，旨在做大全球供應鏈產能的同時穩定自身大豆供應；
其三，在位于非洲的津巴布韋等有合作意愿或合作基礎的國家，中國則將繼續支持在當地開展育種、試驗種植等合作，以等待大規模合作的時機。
整體而言，目前企業層面已在對第一個選項進行積極布局。這既與此前已有企業在此深耕多年有關，也受益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企業開展“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對象。銀河證券交通運輸研究組近期的研究也顯示：預計未來中國與沿線各國的交通運輸、倉儲物流、外來貿易將更加頻繁。而供應鏈服務通過對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有效整合，將有助于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往來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未來有望迎來廣闊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后兩個選項目前仍存在單產不高及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困難。雖俄羅斯、烏克蘭等國近期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大豆出口，但受制于基數太小，目前在中國進口總量中的占比只有個位數。作為中長期的規劃，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其大豆產能，正是產業鏈各方目前均高度關注的問題。
而對上述一系列選項的不斷取舍及積極推進，則將有助于中國不斷實現其可持續的食物安全總體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