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資料圖)

　　一幫做生意的商人和企業家們熱衷于討論戰爭和軍事思想，并且依靠這種軍事化的管理模式贏得了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下的第一桶金，這似乎暗中說明了至少在某一階段，中國的企業發展環境和1949年前軍事勢力割據時期的中國有某種相似之處。否則，這種依托于軍事思想的商戰策略如何得以奏效呢？

　　不止一次，我在中國當代企業家的言論中讀到了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從柳傳志、任正非、到宗慶后、孫大午等等知名企業家無不是這位領袖的忠誠信徒。比較典型的兩個例子：史玉柱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頭號粉絲，90年代他在經營巨人集團時，曾仿效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采用的軍事體制，在深圳設總指揮部，各級總經理都改稱“方面軍司令員”或“軍長”、“師長”。而那位曾經極具爭議的“巨富”牟其中更是毛的堅定擁護者，在談到這位偉人時甚至會“眼眶泛紅”。他不但在外表上模仿毛的發型，還特意到長江“中流擊水”……可以說，在這一代企業家的商業理念和思想性格中，都有揮之不去的毛澤東情結。

　　當然，這和企業家們出生、受教育的年代有很大關系。當下中國知名的企業家當中有不少出生于50、60年代，正好趕上這個國家封閉自固、搞個人崇拜的歷史時期，從他們當時所能接受的教育和普遍社會觀念來看，把毛澤東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舵手、導師、領袖是十分正常的事。我們知道，人在幼年時期形成的觀念通常會潛移默化、伴隨一生，當這些成長于“特殊年代”的年輕人日后成為企業家，他們自然有了充分的自由去表達他們對這位偉人的崇敬之情。就個人經歷給予那一代人的教誨而言，原因其實非常簡單——沒有人的地位比毛澤東更高。

　　不過，當我們順著企業家的出生代際和中國企業的發展脈絡進一步梳理、思考下去，會發現企業家對毛澤東的崇拜并不是“一代人的青春記憶”那么簡單。在書店的財經類書架上，“毛澤東思想與企業管理”、“毛澤東思想與商戰”之類的書籍為數眾多。有不少企業家也確實是把毛澤東思想，尤其是他的軍事思想運用到企業的治理當中，據說還卓有成效。不少人宣揚的企業“長征精神”、市場戰略的“農村包圍城市”、公司的“軍事化管理”之類企業管理思想看上去似乎很像那么回事。

　　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一幫做生意的商人和企業家們熱衷于討論戰爭和軍事思想，并且依靠這種軍事化的管理模式贏得了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下的第一桶金，這似乎暗中說明了至少在某一階段，中國的企業發展環境和1949年前軍事勢力割據時期的中國有某種相似之處。否則，這種依托于軍事思想的商戰策略如何得以奏效呢？

　　如果把做企業僅僅理解為搶地盤、搞割據、整垮對手、迅速為自己積累財富，那么這樣的解讀我認為是偏離現代企業精神的。如果企業的競爭是一種類似軍事戰爭的競爭，那么競爭的結果只能是破壞，并不會讓整個社會的幸福值上升。然而，中國企業家恰恰最喜歡講軍事斗爭思想，此外就是企業的“狼性文化”。市場被比喻為餓狼廝殺捕獵的殺場，顧客則被類比為羊。如此“異類”的思想在西方企業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某位歐美的企業家總是把自己比作戰爭執行者（軍事家）和捕食者（狼），他的言論必然會受到輿論的大力撻伐，恐怕股民們也不會意購買這家“另類”企業的股票。

　　正本清源。作為現代企業的發源地，歐洲人和美國人又是如何看待企業和企業家的呢？如果說中國的企業文化的關鍵字是“軍事思想”和“狼性文化”，那么歐美的企業關鍵字可以被縮寫為一個單詞：匠人（craftsman）。

　　歐美現代企業的第一次黃金發展期大致是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當時，重商主義保駕護航下的殖民地公司逐漸不再是社會主流，經營制造業的公司開始興起。一個由自由貿易打造的世界使得教育、科技、工業、現代政治、商業等領域均獲得長足的發展，一大批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優秀企業在這個時期涌現：北美洲有通用電氣公司、標準石油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陶氏化學、杜邦公司、寶潔公司等等，歐洲則以西門子、桑斯博里、飛利浦公司、拜耳公司、博世公司等企業為代表。雖然這時出現了許多富可敵國的大企業，但很有趣的是，許多企業的主管者們，在商業上對自己最高的要求并不是高大上的軍事思想、縱橫捭闔，而是低姿態的“匠人精神”。

　　所謂的匠人精神，實際上是指對于技術和產品的崇敬。在《清教徒的禮物》一書中，商業史研究者肯尼斯.霍博甚至認為它源于基督教清教徒的宗教情懷。尤其在北美，在墾荒時期最受尊重的職業是手工工匠。沒有匠人們制造的產品，北美最初就完全不可能實現經濟發展。工匠和技術工人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之高，是同時期的中國所不可想象的。看看那些干“工匠”手藝的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潘恩實際的職業是個胸衣匠，富蘭克林則是一名印刷工，杰斐遜開了一家釘子工廠，他自己也做得一手好釘子……從政界到商界，凡事親力親為、重視制造技藝從一開始便是美國人的一種身份標識。霍博甚至認為，這種“匠人”的商業文化后來傳遍了世界各地，其作用甚至不亞于傳教士的布道。

　　在一個以“匠人精神”要求自己的國度，企業界毫無可能崇奉什么“軍事思想”和“狼性文化”，而是更強調分工與合作。這并不是說企業之間沒有競爭，但競爭的前提是以制造的技術和產品的品質說話，并且競爭本身也被置于法律的框架下。有了這種良性競爭格局，會逼迫企業不斷在技術層面改進產品和服務，最終獲益的會是整個社會大眾，而不是僅僅肥了幾個帶有“原罪”的企業家，并且制造出了一堆毫無技術含量的偽劣產品。

　　但也必須說，中國企業家對毛澤東崇拜最狂熱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如今企業家的書架上多了關于韋爾奇、德魯克、稻盛和夫等等的作品，他們經常談論的事情也是聽上去更“現代”一些的經營之道。無論“在商言商”多么受到公知們的批評，但那總強過企業家們成天在商言國家、言軍事管理、言毛澤東思想的歲月。“言商”是時代使然，年輕的中國人對于企業和企業家的理解，正在發生變化。